中国如何能养活自己?

中国水网编者按：《蓝色经济》是比利时作者冈特•鲍利的一本经管书籍，但却触及到了中国环境产业的“灵魂”。与以往的利益交换模式不同，蓝色经济思想更强调利益共生，在自己的生态系统里，实现微循环和零排放。在国内的环境界，其实有些企业正在进行的一些实践，已经体现了蓝色经济的思想，但还没有贯通。蓝色经济在中国要落地，必须要有示范。

据悉，中国水网研究院在傅涛博士的带领和指导下，对蓝色经济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研究，希望寻找合适的案例，探索以蓝色经济理念促进中国环境产业发展；并将于今天下午召开题为“蓝色经济与环境产业的技术方向”的环境技术沙龙，敬请关注。

中国一向自给自足,以前行现在更要行。

世界上，如果有国家知道如何才能够自给自足，就非中国莫属。即便如此，当饮食习惯发生改变，新一代的中国人如果也想和西方世界一样享受肉类、小麦、牛奶和玉米，那么，全世界的粮食供应系统肯定瘫痪。“谁能养活中国?”这个引起争论的敏感问题是莱斯特.布朗教授在大约十年前提出的。最近他又提出“美国能养活中国吗?”再度引起争论。如果有必要，布朗教授能用事实滔滔不绝来说明问题的真相。然而，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成长在被汉堡包、奶昔和花式面包包围的环境中，对食品需求确实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口味。以中国目前农业总生产的能力，必然造成对国际粮食贸易价格的巨大压力。这些，都已经成我们眼前的事实。

中国当然有自主权来选择如何满足水、粮食，健康,住宅和能源的基本需求。蓝色经济所带来的生态创新，正是中国生产足够养分的最佳选择。此外，还要尽早地让中国人都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不可持续,是不能作为追求目标的。就像布朗描述的一样，按照西方的餐饮方式,美国连中国都顾不了，就更别说全世界了。

如果中国选择走西方这条路，那么，必然脱离不了用生长激素、酵素、抗生素来控制和预测转基因谷物、水果、蔬菜甚至家禽、动物等的栽种或养殖。要想影响生物的成长过程，必须采用化学，更确切地说生物化学的方式.自然界的五界,在生态演化的大转轮中,反而无法预测结果.在这样科技化的粮食生产过程中。要保护环境,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转基因生物虽然目前无法预知,但是,只要违背自然演化的过程,就注定要失败。这还不是因为生长激素和抗生素配合转基因。达不到成长快速、高效的要求。而这种商业模式附带的高成本和为环境付出的高代价。拥有这些技术获专利的公司，都在设法保护这些知识产权，并不希望农民或竞争对手任意取得。都想把种子的利润定高,来获取开发产品和获得各类批准所投入的资金。这些，其实都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且，要想赚回投入的资金，这些公司必须采取大量生产的方式。恰恰就是在世界各地以单一的产品来扩大的商业模式,成了自我毁灭的主要杀手.所推广的单一作物,让周边的生态系统里的其他物种,为了适应而进行的基因突变,结果并不像转基因的成果。为了帮助土豆（欧盟最近通过准用于工业淀粉）和菠菜，或者棉花，对抗新生的病虫害，势必要研制其他转基因种子。抵御了这种病虫害，又会面对新的病虫害。

人们或许会说这些才是抵抗饥饿最好的方法。然而，这似乎与解决粮食保障的逻辑和整体经济效益背道而驰。坚持要以科技来控制和掌握生物的学者，想法当然与以下的陈述不同。而事实上则要等到几十年以后才能见分晓。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和南非真的情愿冒这个风险，等到2040年才确认选择的路径是否最佳？而转基因作物，即使栽种成功,能够提高粮食的产量,价格也会偏高,不是一般人买的起的.难道世界只能在特定地区生产有认证的有机食品和公平交易的护航(所谓的绿色经济),或者才用只为专利拥有者和种子经销商带来利益的标准化的转基因种子(第二次绿色革命)之间,二选一?

第三条路:蓝色经济

我们建议,不是囿于绿色经济,或者第二次绿色革命,而是采取改变游戏规则的蓝色经济.别忘了,蓝色经济要求的事发挥当地的可用资源，维持现有的生物多样性。要长期的有可耕地和足够的粮食供应，主要关键在于持续的重整可耕地的表土。一旦忽略了表土需要补充养分，就是贫困和饥饿来临的时刻。中国古代文明，就像我们在第七章里所叙述的，是最早懂得为表土补充养分的，或者说的更确切些，为了可持续的粮食供应，主动地生产那层所含维持生命必要物质的表土。

当年，皇帝一声令下，在干旱的土地上种桑树，这就等于开始了表土的重整。十几二十年过去，桑田的四周，蔬菜、果树都能种。显然，这项策略今天仍然适用。当然，今天需要重整的荒地何止上百万公顷，种树的目的不单单只是在取得碳排放权，而是在生产可耕作的表土。这确实需要仔细选择树种，以确保能形成让动物、真菌、微藻和细菌都能协力合作，繁殖衍生的肥沃土壤。像需要大量的水的桉树，就不如桑树。桑树需要的水既少，又能慷慨地分享栖息地。可以想见，如果百万平方公里，或者亿顷贫瘠地，种上绵延不断类似桑树的再造林，把“建设万顷良田”转变为“创造万顷良田”的项目，这是多么大的跳跃！更别说随之而起的新兴城市。

表土的再生:第一步

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粮食保障上，并以“能够养活全世界”作为先决条件，那么，首要目标就是再生表土，而且必须回收利用城市所排放的所有养分。中国有数千年悠久的农耕文化和养分循环的传统，如沼气消化池、微藻生产、蚯蚓培养、菌菇种植和鱼塘养殖等都根据当地的资源自然形成，后来，都市化反而远离了这些传统。相比于西方所谓的“朴门农艺”
的概念，中国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实际在操作了。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不要落入现代化的陷阱，把宝贵的资源最终都送入了废水处理厂，成了既生恶臭又要花钱治理的烦恼。

我们讨论的是两股养分流:水肥(家庭粪便)和厨余(餐饮垃圾)。西方国家的解决方式，针对水肥流，采用化粪池，接上城市废水管，最后到中央废水处理系统。厨余流，不是进了垃圾填埋场，就是焚烧炉。如果中国要复制西方的方式，那么表土就没救了。这不是传统文明和先进科技之争，而是要让中国的都市经济效益赶超西方，甚至达到数倍于西方的关键。早在达•芬奇的设计里，为了都市居民的健康着想，就把都市水肥和厨余清楚地分开，引出都市，继续分别作为生成的资源，可惜后来的社会都没有采用。回收垃圾的有机物是智能型经济的一部分，代表持续回收养分的正确策略，并保证自然循环没有断层。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生物质沼气、重要的工业气体二氧化碳、肥料，甚至于生产表土的基质。

水肥，这个多么其有传统又饱含串联利用的名称，已经在现代社会过程被恶心的俗名粪便取代。事实上，只有当粪便与尿液、水混合在一起时，才成了问题。罪魁祸首，竟然是第二号引起粮食缺乏的资源，水！中国的农民，最清楚一定要保存的就是水。世界上第一套灌溉沟渠系统，就建在中国水资源缺乏的地区。而在经常泛滥的地区，也修筑了堤堰。不论水多水少，中国人都懂得将天然灾害转换成灌溉农田生产粮食的机会。当我们回到水这个重要的因素上来时，必须先清楚，雨水是没有养分的，要用于灌溉必须添加养分，让根部有足够的能量以供应植物生长的需要。

水的回收

都市社会需要整整一代人来调整构建最适合都市和郊区的养分循环方式。看看最近中国大力推进的都市计划中所完成的基础设施，就会感到中国需要的事21世纪的堤堰和水塘。中国政府花了大笔资金，用于设立都市废水处理厂，而都市和郊区却都没有足够的堆肥。废物不是进了填埋场，就是被烧掉。中国绝对不应允许浪费这些养分，而是要全部回收！的确，回收全部的水和养分。紧接着的问问题就是：如果废水排放、处理、填埋要付费，那么回收表土，这个大家都认为是公共的商品，是否也应该付费呢？一直到最近，水都是无价的公共商品，让人肆意挥霍，水资源越发匮乏，现代化的社会因此而把水的供应转向商业化和私有化，而这样竟然也改变了大家的习惯。

蓝色经济还远不止这些，会尽量运用各种资源达到表土和水的再生。有些厂试着用废水处理厂排出的活性污泥来生产沼气，不但费用高而且成效不好。如果和分类好的都市固体有机废弃物(厨余)混合在一起，就能大大地提高沼气的产能。韩国的蔚山(Ulsan)是第一个在都市废水处附近设立14000立方米沼气消化罐的城市，估计在运转成功后，每天能供应3万立方米的沼气。如果这个方式扩大到首都首尔的四座更大的废水处理厂，将可以每年产生14亿立方米的沼气。假使上海采用了这种处理方式，以人口计算那就是每年35亿立方米的沼气生产量，还有350万吨（每千立方米产生1吨）含有60%到70%矿物质——最理想改良表土的污泥。沼气的投资回报高过20%。这种方式，不但能快速回收投资，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营运，还有利润，此外，还能提纲富含养分的土壤给附近的农地。

这个例子最主要的就是展现了相互关联的组合方案。为了寻找土壤的来源，反而发现了更多廉价的水资源和能源。实际上，这项创新的方式并不单单只是为了降低操作成本.同时还增加了收益，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综合起来，不仅不再需要向市民征收废水处理、填理都市固体废弃物的税费，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投资方案，删除了市政府处理污染的预算，还能产生收人，同时改善都市和周围乡镇的联系，提供循环的养分，来维持甚至增加整个地区的粮食生产。更进一步，或许还能降低都市居民所需要付的税。在西方国家，大概没有比减税措施更能够吸引选民的兴趣了。

不过，年年递增的用水量还是个问题。想想都市居民居然把农田视为宝贝的水用来冲马捅。如果都能安装每次只用1升半水的高效马桶就有可能大幅的降低用水量。水应该用回土壤里，和养分共同作为植物生长的要素。可惜的是，只有少数的策略家会把养分、水肥、填埋场、能源和灌溉用水连贯在一起。而这套组合式的方案，正是中国保证能够养活自己的基础，其实也是直到最近，中国一贯的表现。现在，在现有的耕地面积下，中国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自产足够的水和表土。

一体化的养殖系统

在确定有了循环的养分和水这两个核心要素后，还需要的创新就是一体化的养殖系统。中国传统里最擅长将养分和能源串联起来，在今天，成了摇篮到摇篮的标志性方式。陈绍礼教授，出生在毛里求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英国皇家学院的卫生工程学位，回到祖籍地东莞5年，在那里，他实际操作了一体化的养殖系统(IFS)。厨余用来养猪，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多少世纪来都是这样。人和动物的排泄物能产生沼气，也是众所周知，都这么做着。沼液和沼渣经过处理，放入池塘作为微藻的养分，微藻是浮游和底栖生物的养分，两者又是鱼的最好的天然饲料，不需要任何合成饲料。水里的营养可能太过丰富，足以在鱼塘边再种上一大片水培蔬菜及植物园，用悬浮在水中的根部，吸收养分，生产粮食，并达到养鱼理想的养分，这样，能更充分地运用养分。笔者到过由联合国粮农组着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于1979年在无锡成立的亚太地区综合渔业研究和培训中心，经由李康民教授介绍，中国水产养殖采用混养方式，养七八种鱼。草鱼吃草；吃食鱼吃米糠、麸皮；肉食性鱼还要为饵料鱼。利用沼液的鱼塘，一般放养肉食性鱼类30%左右，杂食性鲤鱼、鲫鱼40%～50%，草食性鱼20%～30%。在自然水域中放流人工培育的鱼种，就不需要喂料，这叫湖泊放流增殖，据说，这样鱼的味道比较鲜美！

没有一个人不会惊叹这套养殖系统，事实上，这也强过任何其他正在实际操作的系统。针对中国这几十年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的情况，确实需要这种只用适合喂养鱼的饲料、高生产力、低操作成本、高产出、低人工的养殖方式。这种系统不一定要大，由法国和德国农业专家用回收的集装箱设计的单元，不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回收体系，还能创造成千上万个小型养殖场，在缺水的地方给水、给贫瘠的土地供应养分、为当地市场提供充足的蔬菜和渔产。如果不这么做，这些可以回收、多余的养分都会成为污染，最终还是需要纳税人来平衡政府机构已经捉襟见肘的预算。

中国确实有足够的技术、传统和文化能够养活中国，当然不是靠这几张纸所能说明白的。如第7章提到的，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种桑养蚕缫丝这样伟大串联养分和能源的实例。或许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就是要延续和发扬中国历史上已有的辉煌，和早就具备的整体性的思维，效法自然的过程，不只要能养活中国人而已，还要推己及人，让全世界，不论在何处都能满足基本需求，都能享受价廉物美的自然，都能免费得到生存必须的公共商品——空气和土壤。

化被动为主动，此其时也

作为一个农业古国，中国拥有许多的农业技术，像种桑养蚕缫丝，受到合成纤维的冲击以致产量大降。政府、桑农、企业家、金融界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得到恢复表土等的优点，又能将利益扩展到长期利益，走向蓝色经济？

中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都受到全球的MBA教育的影响，把重心集中在核心事业、核心竞争力。那当然不会把表土修复这类不属于核心的优势作为商业计划的一部分。况且，修复的效果要等到十年后才看得到，这对决策者或者政策制定者都很遥远。只有具有远见的领导人，才会有这样的远景。在中国，中央领导层和省一级、市一级的领导具有决定性的带头作用。

怎样才能恢复像种桑养蚕缫丝这样的和大自然平衡的串联利用？“东桑西进”如果只是重复东部的经验，还是逃不掉无法竞争，被淘汰的厄运。所以，必须让人们了解，这不是要用蚕丝取代以石油化工为基础的合成纤维，而是对整个社会有力的系统，来代替单一蚕丝销售的利润。当然，现代的蚕丝技术，还可以扩大蚕丝的应用范围，替代不能持续的来源，如手术线和外伤包扎、化妆用品的紫外线吸收剂等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这种恢复平衡的方式，也可以用在“资源枯竭”城市的重建，那绝对不是单单处理废物、矿渣、排土、尾矿，或者大量投资在公共设施上所能解决的，那样做，甚至可能会带来更大、更长远的损害。

关键在于整体的远景和联系各部分的能力。问题是，谁会愿意负责修复表土，政府吗?中国的土地荒漠化和沙化，已经得到了初步遏制，这是个进步。不过，这属于“少坏一点”的措施，我们应该“做得更好”，这才是迈向蓝色经济的正途!

中国的农村以及大农户、养殖场的沼气项目技术成熟，政府大力支持，既可以申请碳排放权，应用清洁生产机制(CDM)，又能生热发电造福农舍，这是不是已经算得上蓝色经济了呢?

中国很早就懂得利用沼气，也是世界上沼气生产量最大的国家。然而，就算是沼气技术最先进的德国，虽然拥有6000套工业化装置。还在继续不断地改进工艺。改进的重点在于引进现代技术，尤其生物学上的新发展。根据原料来源的不同和优化的菌种来提高效率。当韩国蔚山项目开始运行时，没人相信眼前的数字。的确，传统的所谓专家们不会理解“智能型的混合”，就像陈绍礼教授，能混合不同比例的鸡粪和猪粪，达到比单一的原料提高50%的甲烷产率。这就是扩大规模生产需要的技术，和生产的加成效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新的体验。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改善农民生活的意愿和决心，银行的贷款也有相应的倾斜政策。虽然已经有许多农户受惠，但都还仅限于农户和一定的相关方。只有以整体系统的方式，才能扩大收益方。这就需要具有远见的区域规划。不过，沼气以及沼液、沼渣的继续用作有机肥，这样的养分、能源联用，确实已经步入蓝色经济的范畴。

试想一下，韩国首尔运用以蔚山作为基础开发的都市垃圾垃圾、废水处理新技术，每年就能生产相当于12艘液化天然气油轮，每艘约8万吨，共100万吨的甲烷量，和140万吨可以改良表土的污泥。对同样有100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而言，这应该是个很具有吸引力，多方受惠的方案，这就是蓝色经济。

从以往禁用于水产的红色和蓝色染料、农药残留、牛奶中的三聚氰胺和最近运动饮料里的可塑剂，食品安全在中国已经到达谈虎色变的地步。政府也不尽余力作出承诺，要加大管
制力度。中国的食品质监单位在不断地增加人员、设备和设施。这是走向蓝色经济必须经过的历程吗?

这种增加管制力度的做法，和欧盟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欧盟最近己经进展到“反向举证”应负的责任，让生产厂商不能以“不知者不为过”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也就是提高了在不知情下生产的“风险”。最近欧盟剔除了将近1800种用于化妆品的化学物质。所以，今天的欧洲或未来的中国，从管制供应端的层面着手，还是比较容易的。真正的挑战在废弃物端。无法在现存的废水处理场或循环水系统里分、降解的持久性合成激素(造成内分泌紊乱、不孕或不育)抗生素都继续保持活性，这些会成为未来最大的问题。

监控本身当然只会增加成本，造成特权、钻漏洞、提供贿赂机会和没有效率等各种情况，唯一达不到的就是消费者真正想要得到的保证。政府虽然有监控食品安全的职责，但消费群众本身才是监管的主体。对于单一作物、转基因生物的影响，政府有责任不断地向群众公开最新的世界进展和报告，并且作出适当的规定。

在食品安全的阴影笼罩下，“有机食品”已经成为热门。然而，有机认证只说明了不包含不该有的物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让消费者知道包含了什么物质。如果食品里包含了特殊改变了的基因，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就有权利知道。这样我们才能作出选择。包装材料也一样。如果真空铝膜包装，在印刷油墨的外层，还有一层聚氯乙烯膜，在知道这些包装材料，最后都进了焚烧炉，结果会成为导致肺癌的二恶英的话，大家肯定不会用。所以，蓝色经济是要群众对消费品有话语权，要作为食品监控的主体，要主动对食品作出选择。这是经济体系的改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生产工厂，在大量出口的同时，也进口了三个主要采购区欧盟、美国、日本设下的标准。这样，最终中国或许可能会根据欧美日的经验形成较好的标准，也肯定比20世纪70年代以前，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用这样的策略来落实蓝色经济，行吗?

中国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发展完善的养分循环、多种植物轮作和间作、一体化的水产养殖等。不单是中国，所有的传统社会，也都拥有类似的经验。不丹800年来一直都自给自足。中美洲土著传统的岩石菜园，一度能提供8万户人家所需要的粮食和蔬菜，今天成了一片荒凉的地区。传统并未完全离去，然而盲目的科学却已充斥其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的经验。“管道末端的治理”和以核心事业为主的商业模式，以及一味追求GDP的成长，会带来目前欧美日的结果。当你看到大家都从悬崖峭壁上往下跳时，你会选择一个较低的悬崖也往下跳吗？显然不合理，我们都清楚了目前的生产和消费的方式，一个地球已经不足以支撑。为什么还要跟着做？为什么只“少坏一点”？而不是改变方式“做对的事”？

那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落实蓝色经济的方式？物理法则没有例外；化学反应需要温度、压力和催化剂的配合；生物遵从物竞天择的原则，在适应中演化。如果我们要获得能够预测的结果，那么应用物理法则是最正确的方式。如果单靠化学，事实就摆在眼前。如果我们想靠生物学来面对挑战，那么只得生活在转基因生物和抑制性化学物质中，因为物种是会不断演化而持续改变的。充分运用当地的资源，模仿大自然经过千锤百炼卓有成效的功能，串联利用养分和能源，创造崭新的就业机会和整体的效益，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的生产工厂，当然可以建立自己的标准，进而变跟随为先锋！

本文节选自《蓝色经济》第14章内容“中国如何能养活自己？”

相关阅读：傅涛：环境产业需要蓝色思维

          朱盾鸣：为消灭片面环保而做环保

编辑：田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