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交大博士生导师：“水中亚硝胺”事件折射我国环境传播的现实困境

今年10月，有媒体报道称，亚硝胺成致癌“隐型杀手”，水质标准亟待出台，报道指出，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历时3年，在全国23个省、44个城市和城镇、155个点位采集了164个水样，检测了自来水样中当前已知的全部9种亚硝胺类消毒副产物。因亚硝胺曾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B类致癌物，一时间，引发热议，甚至“自来水致癌”的谣言四起，后经专家辟谣，渐渐平息。

由一个消息到网络谣言频现再到专家出面澄清，这一“事件---谣言---辟谣”模式在我国科学传播过程中已司空见惯，特别是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因其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更是谣言的重灾区。

“水中亚硝胺”事件折射了当下我国环境传播的一种现实困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环境传播过程中，怎样才能摆脱谣言-辟谣模式？公众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如何保持冷静与理性？本文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水污染控制设计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义亮。

问：近些年，类似“水中亚硝胺”事件似乎已经成为我国科学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常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何义亮：事实上，谣言是一个特别古老和顽固的社会现象，在新媒体时代借助互联网被放大了。如今，并非仅仅是环境、食品等与公众健康高度相关的领域易滋生谣言，一些突发公共事件，也是谣言的重灾区。只要新闻叙述有模糊的地方，借助微博、微信等传播工具，谣言就像插上了翅膀。具体到环境传播，有其自身的特点。当环境问题停留在实验室，或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交流时，它是个科学问题，一旦当它走出实验室，进入公众视野，它就不再单纯是个科学问题了。环境传播出现谣言-辟谣的现象，说明科研人员、媒体和公众对环境风险与安全的认知仍有待提高。

问：环境问题一旦进入公众视野，就不再单纯是个科学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何义亮：我个人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两点来理解：一是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做出的环境科学结论，从科学的角度讲，是严谨的，但往往也是单一的，具体到分析其与公众健康的关联程度，需要多学科、大样本、长周期等因素密切配合。二是环境问题涉及到公众心理、经济利益、政治问题以及国际关系等，通常一个环境问题背后交织着政治、经济、心理和文化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科研人员面对一个科学问题，求真是第一要义。比如，我们做大规模水调研，收集采样，检测分析，然后得出结论，这里面有科学程序、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当一个环境科学结论做出以后，是否需要让它面对公众，以何种方式面对公众，就不能仅仅以对待科学问题来处理，可能还需要求真之外的社会责任与智慧。今天，环境问题越来越复杂，与公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环境问题从实验室走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中，对于环境科研人员以及大众媒体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问：能不能具体谈谈这种挑战是什么？

何义亮：一个环境问题在向公众传播的过程中，公众是接受者。信息源头在科研人员和媒体，科研人员负责提供数据信息、结论评估甚至价值判断。以这次“水中亚硝胺”事件为例，从《亚硝胺成致癌“隐型杀手”，水质标准亟待出台》一文，我们得知清华的一个研究团队在已检测的全部水样中，出厂水和龙头水中的NDMA（亚硝基二甲胺）平均浓度分别为11ng/L和13ng/L（纳克每升），水源水中的NDMA生成潜能平均为66ng/L。这一标准，与美国环保局在2012年公开的一项大规模普查数据相比，亚硝胺在中国出厂水和龙头水中的检出率是美国的3.6倍。

仅仅看这组数据，它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由于饮用水对公众的健康太重要了，它又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仅仅看这个结论，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说，你很难判断它是否有风险，是否构成风险预警甚至政策建议。因为以当前这个检测值，绝大部分都在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范围内（世界卫生组织在2008年提出了100ng/L的推荐值），但是人是终生需要饮用水的，长期富集，谁又敢说它是没有风险的，判断它安全与风险的证据都不充分。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当我们决定将这样的结论告知公众时，以怎样的方式告知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问：以怎样的方式向公众报告研究结论，这本身就是科学传播。我们知道，科学传播过程中的困境，有些与科学的属性本身有关系。就环境传播来说，您觉得媒体怎样才能做到更客观公正？

何义亮：环境传播是环境科研人员与媒体的合作达成的，对科研人员来说，因其专业性而对某一个问题具有发言的权威性，对媒体来说，以其公信力来传播环境问题。这种公信力是建立在客观公正的态度之上。但是，由于媒体也受到经济利益、同行竞争等外在压力，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变得越来越难。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一个词叫“标题党”，就是一些媒体用惊悚的，夺人眼球的标题来吸引读者，对一个事件的报道和解读往往是片面的。这对于环境传播是有害的，追溯一些谣言的源头，往往都是一篇失实报道引起的。

对环境传播，媒体应该与科研人员合作，用尽可能详尽和专业的解读来向公众传播，尤其是对一些证据不充分的研究，对它的安全和风险的评估，应该发表相关领域专家不同的观点和争论，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百家争鸣，对于有争议的科学传播来说，是有益的。

问：在环境传播过程中，普通公众对与自身健康高度相关的水、空气、食品安全等问题，格外关注，也格外敏感，这些年我们经历过“非典抢盐”等在事后看来很荒诞的事情。这次“水中亚硝胺”也反映了我们在接受环境问题时的脆弱，不禁感叹，为什么十几年过去，我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能力似乎仍在原地踏步？

何义亮：公众对环境风险认知存有误解，我在做一些演讲时深有感触。以“水中亚硝胺”为例，谣言背后的逻辑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水中有亚硝胺”，“亚硝胺是致癌物”，因此，“自来水致癌”。事实上，只要稍稍做出辨别，就会发现这样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这件事确实折射了当下我国环境传播的一些现实。一方面，我国科研体制一味鼓励科研人员做出科研成果，对科学传播几乎没有要求，这一点与西方一些国家很不一样，西方的一些科学家做科普，是与科研成果一起被纳入考评体系的；另一方面，在我国普通公众仍然处于完全被动接受科学结论的状态，与科学事件的互动机会非常有限。比如，美国有一个著名的饮用水加氟事件，由于公众的博弈，要不要加氟的讨论可以长达十年。比如，饮用水是否应该将亚硝胺加入标准，在美国也有争论，美国水工业协会、美国环保署以及公众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普通公众如何理性地看待环境问题，是衡量现代社会公民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次“水中亚硝胺”事件，我们既可以从中得到反思，也可以从中看到进步，毕竟，通过多方专家的解读，加深了人们对这件事的了解，这本身就是环境传播中，公众、媒体与科学家就具体的知识和观点进行碰撞与互动的一种形式。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科技报》科学文化版编辑 赵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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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