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王洪春的视频号发布了一条视频,他讲述了应收账款难题给行业内企业发展带来的难题。其中他谈到,鹏鹞环保也同样面临应收账款难题,整个欠账额已经有20多亿,相当于企业十年的利润。但因为鹏鹞环保原来的经营底子比较好以及原来的投资规模也不太大,所以至今企业的经营情况还可以。
应收账款困境,已经是行业普遍性难题。当 “欠款白条” 像多米诺骨牌倒下,整个产业链最脆弱的环节正在逐一断裂。
近期和环保行业的很多朋友交流,都在感慨今年都在努力活着,这两天朋友分享了两段视频,看完之后小编也是很有感触,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长春第一净水厂的中控室里,屏幕上的数字仍在跳动 —— 日均处理 50 万吨自来水,浊度稳定在 0.5NTU 以下,水质远超国家标准。但厂长李军(化名)的眉头始终紧锁:“这水养人,却‘养不起’建设它的企业。”
2025 年春,一段视频在环保圈刷屏:鹏鹞环保实控人王洪春站在长春水厂的沉淀池旁,手里攥着泛黄的验收单,声音哽咽:“从 2012 年建厂到现在,3 个亿欠款拖了 10 年。长春人喝着我们净化的好水,怎能让建设者流血又流泪?”
镜头扫过他身后的厂区:两座总投资 8.3 亿元的水厂,供应着长春主城区 50% 的饮用水,曾被当地媒体誉为 “能让市民多活五年” 的民生工程。如今,这组建筑却成了环保行业债务困局的灰色纪念碑 —— 鹏鹞环保被拖欠的 20 亿元应收账款中,仅长春项目就占近 20%。
这场由 “白条” 引发的风暴,正在撕开环保行业的深层裂痕。
01
鹏鹞之困:20 亿应收账款下的巨头挣扎
王洪春的讨债视频,藏着更残酷的数字细节。长春项目的欠款单上,3 亿元本金只是冰山一角:
回购款本金 1.16 亿元:2015 年水厂验收合格后,按 BOT 协议约定,政府应分 5 年回购,但截至 2025 年,仅支付前两期,剩余 1.16 亿元逾期超 8 年;
融资费用 1725 万元:因政府未按期付款,鹏鹞为维持项目运营,通过信托贷款垫付资金,产生的利息成本;
违约金 2.03 亿元:按协议 “逾期每日按 0.05% 计息”,10 年累计违约金已超过本金,却被政府以 “财政紧张” 为由拒绝支付。
这不是孤例。鹏鹞环保 2024 年半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达 13.48 亿元,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从 2018 年的 93% 飙升至 146.14%—— 意味着每赚 1 元钱,就要先垫付 1.46 元资金。辽宁盖州项目更令人唏嘘:2019 年完工的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840 万元尾款被当地城乡建设服务中心拖欠 4 年,催款函发了 37 封,得到的回复始终是 “财政没钱,再等等”。
资金链的紧绷,已传导至企业运营的毛细血管。鹏鹞环保 2025 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尽管净利润同比增长 37.97%,但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仍为 - 1.2 亿元。为回笼资金,公司被迫折价转让 3 个 PPP 项目股权,损失超 8000 万元。“就像抱着金饭碗要饭,” 一位高管坦言,“我们运营的水厂每天都在产生收益,但政府的欠款让这些收益成了纸上富贵。”
资本市场的反应更为直接。2025 年一季度,鹏鹞环保主力资金连续 12 个交易日净流出,累计达 2.3 亿元,市值缩水至 42 亿元,较 2021 年高点蒸发 67%。3.47 万名股东的持股体验,成了环保行业 “账面盈利、现金枯竭” 的缩影。
02
连锁崩塌:巨量百条,正将行业拖入困境
鹏鹞的困境,只是环保行业债务雪崩的开始。当政府的 “欠款白条” 像多米诺骨牌倒下,整个产业链最脆弱的环节正在逐一断裂。
环保企业的生存危机:从达标到排污的倒退
河南临颍康达环保的遭遇,揭示了资金链断裂的致命后果。这家负责当地工业园区污水处理的企业,被拖欠 1.29 亿元污水处理费后,不得不削减 PAC 药剂采购量 —— 直接导致出水 COD 浓度从 45mg/L 飙升至 130mg/L(超标 2 倍),部分未达标污水被迫直排颍河,引发周边村民投诉。“我们不是想排污,是真没钱买药剂了,” 厂长赵伟(化名)展示的台账显示,药剂库存从每月 200 吨降至 50 吨,“停机就是违约,排了又违法,里外都是死。”
新疆某垃圾焚烧厂的困境更具代表性。因政府拖欠电费补贴(每月约 800 万元),厂方被迫将焚烧炉运行负荷从 80% 降至 50%,导致每日积压垃圾超 200 吨,周边堆场堆成 10 米高的 “垃圾山”。更严重的是,为节省成本,厂方推迟了烟气净化系统的检修,二噁英排放数据开始波动,环保部门的罚单接踵而至。
资金短缺直接扼杀技术创新。2024 年环保行业研发投入同比下降 18%,鹏鹞环保也暂停了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的 “膜法高盐废水处理技术” 项目。“以前每年投入营收的 3% 搞研发,现在连员工工资都要借钱发,” 王洪春在内部会议上坦言,“没有现金流,谈何技术突破?”
资本市场的信任崩塌:从债券违约到市值蒸发
节能铁汉的债券违约,成了行业信用危机的标志性事件。2024 年,这家以生态修复为主业的企业,因 29 亿元工程款被拖欠,无力兑付 5 亿元公司债,触发 “交叉违约” 条款 —— 银行随即抽贷 12 亿元,债券评级从 AA + 降至 BB,融资渠道彻底断裂。股价从 2021 年的 8 元 / 股跌至 1.2 元 / 股,2.7 万名投资者深度套牢。
鹏鹞环保虽未走到违约一步,但 “盈利不赚钱” 的财务特征已引发机构警惕。2025 年一季度,公募基金持仓比例从 5.3% 降至 1.8%,券商研报纷纷将评级从 “买入” 下调至 “观望”。“表面看净利润增长 37%,但经营现金流为负,应收账款周转率从 2.1 次 / 年降至 0.8 次 / 年,盈利质量堪忧,” 某券商环保分析师的报告直言,“这就像一个人每天说自己赚了钱,却总向别人借钱过日子,谁能信?”
中小企业的灭顶之灾:18 万欠款压垮一家公司
债务传导的终点,是抗风险能力最弱的中小企业。2024 年,环保行业注销企业达 1.2 万家,同比激增 45%,平均每天有 33 家环保企业消失。
新疆泰施特环保的倒闭,始于一笔 18 万元的欠款。这家为油田提供含油废水处理服务的小企业,被某央企油田拖欠 18 万元工程款后,供应商随即上门催债 ——5 万元的破乳剂货款逾期 3 个月,对方直接起诉并申请财产保全,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连锁反应接踵而至:员工 2 个月工资未发,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最终在 2024 年冬天注销。“18 万对大企业不算什么,对我们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创始人李娜(化名)的注销清单上,设备变卖价格仅为原值的 1/3。
更触目惊心的是底层劳动者的困境。2025 年一季度,环保领域农民工讨薪事件同比增加 37%。在某市政污水处理项目工地,200 余名工人因分包商被拖欠 800 万元工程款,3 个月未领工资,最终围堵政府大门讨薪。“政府欠总包,总包欠分包,分包欠我们,” 工人代表老周的工资条显示,每人被拖欠金额从 2 万元到 5 万元不等,“我们干的是净化污水的活,到头来自己的血汗钱却成了‘脏钱’。”
03
政企博弈:鹏鹞 30 年发展史里的行业困局
鹏鹞环保的 30 年,是中国环保民企在政企关系中挣扎求生的缩影。从 BOT 模式的红利期到债务困局,这家企业的转型之路,藏着行业从扩张到收缩的密码。
从设备商到运营商:BOT 模式的甜蜜与苦涩
1984 年,王洪春的父亲王盘君带着 18 名青年在上海勤工俭学,靠修理环保设备起家 —— 这是鹏鹞的起点。上世纪 90 年代,鹏鹞凭借 WSZ 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打开市场,成为国内首个年销超千台的环保设备商。“那时候简单,卖设备、收现金,不欠账,” 王洪春在回忆录中写道。
转折发生在 2000 年。随着市政污水市场化改革,王洪春果断转型 BOT 模式(建设 - 运营 - 移交),拿下江苏宜兴首个市政污水处理 BOT 项目 —— 这个决策让鹏鹞从 “卖设备” 变为 “卖服务”,也让它与政府的关系从 “买卖方” 变成 “长期合作方”。
BOT 模式的甜蜜期持续了十年。2010-2020 年,鹏鹞拿下全国 30 余个市政污水项目,营收从 2.3 亿元增至 15.6 亿元,净利润翻了 5 倍。但隐患早已埋下:BOT 项目的回报依赖政府长期付费,而地方财政的波动性从未被充分考量。“我们签的是 20 年特许经营协议,但政府换了三任领导,付款承诺就变了三次,” 王洪春在一次行业论坛上直言,“民企和政府签的合同,有时像张废纸。”
西宁之败:BOT 模式的致命陷阱
2008 年,鹏鹞以 1.8 亿元中标西宁污水处理项目,却陷入了长达 7 年的政企博弈。按照协议,政府应按 “设计处理量” 付费(无论实际处理多少),但项目运营 3 年后,青海省财政厅单方面改为 “按实际处理量付费”—— 因当地污水收集率不足,实际处理量仅为设计值的 60%,鹏鹞年营收直接缩水 40%。
更恶劣的是 “达标即罚款” 的悖论。为满足进水水质要求,鹏鹞投入 2000 万元建设预处理系统,但地方政府却将 “进水超标导致的出水波动” 作为罚款理由,7 年间开出 13 张罚单,累计 2500 万元。“我们全负荷运行,进水超标就会出水不达标;减量运行,又会因污水外溢被罚,” 项目负责人回忆,“最后只能赔钱运营,直到 2015 年黯然退出,累计亏损超 8000 万元。”
西宁项目的教训,成了环保民企的集体创伤。某环境平台数据显示,2010-2020 年,全国有 37% 的环保 BOT 项目因政府付费违约被迫提前终止,民企退出率是国企的 4 倍。“国企有政府背书,民企出问题就是孤军奋战,” 王洪春的这句话,道出了政企关系中的身份鸿沟。
04
破局之路:鹏鹞的自救与行业的突围
面对 20 亿白条的重压,鹏鹞环保与整个行业正在寻找出路。这场突围,既要解决眼前的债务困局,更要重构环保行业的生存逻辑。
短期维权:从 “含泪讨债” 到 “法律亮剑”
鹏鹞的维权之路已初见成效。2025 年 4 月,长春中院对 “长春水厂欠款案” 作出一审判决:政府需支付本金 1.16 亿元及违约金 5000 万元(虽未全额支持,但打破了 “政府欠账不还” 的惯例)。王洪春在视频中表态:“哪怕上诉到最高法,也要讨回公道。”
更多企业正在效仿。新安洁起诉河南永城崇法寺街道办事处,追讨 2300 万元环卫服务费;碧水源通过仲裁向云南云县政府追回 742 万元欠款。这些案例推动了一个重要改变:2025 年 5 月,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明确 “政府违约应承担赔偿责任”,民企 “告官难” 的局面正在松动。
中期转型:从 “政府依赖” 到 “市场突围”
鹏鹞的转型策略颇具代表性:
收缩政府项目:2025 年新签政府类项目同比减少 40%,仅选择财政状况优良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拓展工业客户:重点开发医药、电子等工业废水处理项目(付费方为企业,现金流更稳定),这类业务占比从 15% 提升至 30%;
轻资产输出:将水厂运营经验打包为 “智慧水务服务”,向地方国企收取管理费(如为武汉某水厂提供运营咨询,年服务费 800 万元,无垫资风险)。
行业龙头的转型路径更清晰。北控水务 2025 年新签 “使用者付费” 项目(如工业废水、再生水销售)占比达 65%,首创环保则通过 “污水处理 + 光伏发电” 模式增加收益(某项目光伏收入覆盖 30% 运营成本)。这些尝试,正在将环保企业从 “政府的乙方” 变为 “市场的服务商”。
长期破局:重构环保产业的支付逻辑
环保行业的终极突围,在于打破 “政府付费依赖症”。专家建议的改革路径正在浮出水面:
财政刚性约束:将环保项目付款纳入地方人大预算审查,明确 “环保支出不得低于财政支出的 3%”,并建立跨年度支付准备金;
市场化定价机制:推广 “污染者付费”,如工业废水处理费由排污企业直接支付(而非政府代收),再生水价格按 “成本 + 合理利润” 市场化定价;
金融工具创新:发展 “环保应收账款证券化”,鹏鹞已试点将长春项目的 1.16 亿元应收账款打包发行 ABS,融资利率 5.2%,较银行贷款低 1.3 个百分点;
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破除 “地方保护”,对环保项目实行 “无差别招标”,民企与国企享有同等付款保障。
站在长春水厂的沉淀池边,王洪春看着清澈的水流过滤膜,说出了一句行业心声:“我们治得好污水,却治不好欠款;净化得了水质,却净化不了行业的病灶。”
鹏鹞环保的 20 亿白条,映照出的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困境,更是中国环保产业 30 年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 当环保从 “政府政绩工程” 变为 “市场必需服务”,当民企与政府的关系从 “依附” 变为 “平等合作”,当欠款白条被真正的契约精神取代,那些 “能让市民多活五年” 的环保企业,才能真正活下去、活得好。
这场行业的生死劫,终会以阵痛后的重构收场。而鹏鹞环保的讨债之路,或许正是环保产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注:本文在原文基础上有删减)
编辑: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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