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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城市大考来了,谁能活下去?

时间: 2023-04-17 13:56

来源: 中国水网

作者: 薛涛


由于资本型增长主要是在“花钱”,只要能融资,固定资产的投资时间越短越好。显而易见,这一阶段的经济会呈现“高速度增长”的特征。

而一旦经济增长进入运营阶段,其发展特征会与前一阶段截然相反。因为到这一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已渐趋饱和,边际收益开始递减;

一旦进入运营阶段,则是现金流性剩余越多越好,这一阶段的经济自然会呈现出与前一阶段迥然不同的“高质量发展”特征。

在资本型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压力来自普遍存在的资本“缺口”,资本性收入多于资本性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

而一旦进入运营型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的重点将从资本转向现金流,这一阶段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运营性收入必须多于运营性支出,即不能出现现金流“缺口”。

那么,是否可以用一个阶段的剩余去弥补另一个阶段的“缺口”?

比如,一个城市修一座桥需要10亿元的投资,但是融资只有9亿元,政府能够拿现金流性收入(比如税收)去弥补资本的不足吗?

反过来,如果政府融资了11亿元,剩余1亿元,桥梁的运营每年亏损1000万元,政府可以用融资的结余来弥补现金流缺口吗?

或者,一个城市政府的财政如果无法兑付公务员的工资,可以用出售城市土地(使用权)获得的收入来发工资吗?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只要总体收支平衡,就是可以的。

但是,资本性剩余是通过金融创造的,是将未来收益贴现进行资金的跨期配置,在本质上属于向未来借贷的行为。

而现金流性支出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导致再大的资本存量也难以弥补流量缺口,由于更多的资本性支出意味着更高的债务及利息,如果未来创造的现金流不足以偿还债务,就会陷入债务危机。

欧洲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就是用资本性收入覆盖“现金流缺口”的结果。欧盟有些国家并没有创造出足够的收入,却想维持和其他国家相同的福利水平,于是就用举债获得的资本性收入弥补养老金缺口,由此陷入债务循环……

在这一点上,国家(中央政府)、城市(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道理相同。用资本性收入弥补现金流缺口的最终结果,无不指向庞氏循环。

资本性收入不能用来弥补现金流缺口,那么反之是否可行?纵观世界经济史,传统经济增长中原始资本的积累基本都是依靠这种办法。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启动资本几乎全凭过去剩余的积累,超强度的积累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在缺少足够货币的情况下导致分工萎缩、经济内卷化,中国经济曾面临巨大的困难。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缺口”,基于对二者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有待检验的重要推论——资本缺口不能用现金流剩余来平衡,反之亦然。笔者称之为“不可替代规则”。

“不可替代规则”可以帮助我们分辨传统增长与现代增长。两种增长的差别就体现在获取商业模式启动资本的方式上:前者的启动资本主要依靠过去剩余的积累,后者的启动资本则来自将未来收益贴现。

受技术和制度等条件的制约,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在近代金融制度发明出来之前,经济增长中任何资本性投入,皆来自节衣缩食。

所以,西方的大教堂动辄需要建几十年、上百年,就是因为教堂建设的资本来源只能是剩余的积累。

中国也一样,修路、修桥、修宫殿,包括修长城,都是集腋成裘。当年隋文帝也不是一年就把大兴城(长安)建起来的,而是慢慢将其填满,很多里坊到了唐朝还在种庄稼。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的发展也必须依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行资本积累。

而经济增长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主要是缘于金融制度创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资本来源不再是过去剩余的积累,而是转向预支未来收益。举例来说,现在我们知道投资修建一座桥会很赚钱,但资本需求量巨大;

如果是在以前,一个人几乎一辈子也攒不够这么多钱,结果只能是放弃。但在今天,我们先对桥建成后每天可能通行多少辆车、每天可能收入多少钱、多久能收回投资成本做出估算,然后将这座桥的收费权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来投资建桥,如此就可以不依靠过去的积累而把桥建起来。

02. 城市化、土地金融与地方政府

城市化初期的基本特点是基础设施投资巨大。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长期难以提高的根源在于,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始终无法获得足够的启动城市化的资本性收入。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几乎呈现为一条陡然上升的曲线。

编辑: 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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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中建环能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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