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成一个事，不是个单方面想做就能做成的，它有各种因素在一起。我们能把这个事能做成，说明斯方合作伙伴也是很能干的。
做事情也得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做了10年，今年是第十年。
另外，很多东西是天时地利人和，也有一些巧合的成分。
2010年开始，我们做培训班，各个国家来的人都有。
2012年第二届，2013年以后，我就每年都在做这个培训班。
2012年的学员里面有一个斯里兰卡人，叫Weragoda，是他们国家供排水委员会的一个中层干部，是这个有上万人规模的系统里唯一一位博士，他很活跃。
他培训完回去以后就给我来信，说：我们国家有一种不明原因肾病，我们能不能在这方面一起合作？一下子把我说蒙了，我说：肾病我咋合作？我们也不懂医学。他说：这个东西好像跟饮用水有关系。
我就琢磨，想找个机会。
当时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正在斯里兰卡布设海外科研基地。邱华盛局长在与时任驻斯大使交流时获知，斯里兰卡因为饮用水有问题，导致肾病发病率很高。大使问邱局长中国科学院能否帮助斯里兰卡解决饮用水安全的问题。
那边是病的事，这边是饮用水的事，两件事都对起来了。
邱局长来找我，他问：“你们饮用水做得怎么样？”我说：“我们在饮用水方面是实力最强的，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国际上我们也不差！”
他说，“那行，你尽快安排人跟我一起去趟斯里兰卡。”
我让魏源送（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水污染控制实验室主任），还有另外一个人，陪着邱局于2014年8月去斯里兰卡考察。
第一次去的时候，负责联系的就是Weragoda博士，他作为中层干部，与供水部高层打交道也不多，在协调上开始不是很顺畅。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常秘（常务副部长）。人家也觉得莫名其妙：中国方面来人，要通过大使馆找我，或者外交部找我，应该是官对官，政府对政府。
突然就直接是民间、个人来找，人家也不太热情，但是还是安排我们的人去现场。
2014年的9月初，邱局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你跟我去趟斯里兰卡吧！我们去推动一下合作！”
邱局长又提到，去的时候能不能签个协议。
但时间太紧，安排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人家还没有理解到我们的重要性，也没有觉得你能做什么。那时候我们不在斯里兰卡当局视野里。
最后协调，周末到部长官邸里去聊一会儿。这部长的父母以前都是国会议员，是跟周恩来总理有过交往的红色家庭。我们去谈得也挺好，说要好好合作。
但到了12月，斯里兰卡突然宣布大选，前总统下台了，整个政府的人都换了。
我们现在也傻眼了：前面跑了半天没用了。
但是也没办法，反正换了政府，只能再寻求其他的机会。
后来得知新总统3月份要来华访问，我们就想在总统访华期间能把合作备忘录签了！
过完春节我们就与斯里兰卡供水部密切沟通，3月8号我们过去，跟他们当面沟通，跟部长一起讨论了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事，谋求未来的合作。我们交流得比较顺畅。
谈完了回来以后，我其实也没太大信心，但还是报上去了。
没想到，3月26号，这个部长还真过来了，在双方领导人的见证下，时任院长白春礼就在人民大会堂跟他把协议签了。
这个协议体现的是民生需求，帮他们建一个水中心，要做肾病研究，这也正是斯里兰卡新政府极力想做的事。
所以，有些东西不可复制。
商务部援建的中斯水中心大楼全景
08在科技外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些年，中国科学院在海外布设了10个海外基地，主要在亚洲，在非洲、南美也有安排。
出去就是外交了，科技外交。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针对海外中心慢慢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规章制度，指导大家开展工作。
我们一开始做这些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给推上去了。做科研的人，最终还是要围绕自己的科学问题产生技术成果，而我们这么做好像纯粹是帮人家的忙，找不到自己的目标，自己的价值。
在这过程中，我们逼着自己想，怎么样去把它和做科研结合起来。因为首先更多的是做外交，是援助，其次才是做科研。别的人更多地是从自己的科研兴趣出发去做项目，然后去做合作。我们是倒过来的，我们是去援助，是帮人家的过程中找科学的价值。
编辑：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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