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中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诸明在接受中国水网采访时,提出了自己对于水污染防治法修订的看法。他说,我国水污染形势严峻,已经到了永无终日、举步艰难的地步。改革势在必行,应该先分析现行症结,然后对症施治。
何诸明认为,我国水污染防治的症结是:一是“一查就关,一走就开”的现象;二是脱离实际“建得起,养不起”的现状;三是违章违法“守法成本高,违法的成本低”的事实;四是管理滥权“站得住的顶不住,顶不住的站不住”的无奈;五是背债“旧帐未还,又欠新帐”的局面;六是投资“越投越赔,越治越乱”的困惑。
他说,要解决这些难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其一,反思过去的防治管理。资源、环保和经济三要素是共同发展的,以往的环保管理以“达标排放”为治理的依据,要求企业和污水处理厂达到排放的标准,但是忽视了水资源循环利用的价值和水再生的经济价值。建污水处理厂是花几千万、几个亿,而回用水政策提了十年之久,却一直贯彻不到产业中去,因而使国家水资源的持续很难保证。所以单纯为了环境保护的行为而忽视了资源和经济的价值,造成资源再生和经济循环的浪费。随着环保的力度加大,水污染防治要扭转单纯为了环境保护,而忽视资源和经济的循环的局面,必须以源头治、用来提高产业的格局而实现治理。
其二,水污染防治的国策是“谁污染谁治理”,但是“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和“一查就开,一走就关”的现状说明了什么?——偷排行为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行为。该治理国策中犯了一个管理的大忌,那就是自己监督自己的行为,违背了对立统一的原则。因为偷排的经济性质是为了赚钱,而治污是要投入花钱的行业,两者经济性上的对立,被“谁污染谁治理”给掩盖了、忽略了。因而,该策略应改为:“谁排污谁付费,让专业公司治理”,就避免了自己监督自己的包庇行为发生。同时,民事、民生行为的经济性一定要创建民营制来确保人民的利益,才能实现资源为续之利。
其三,产业宏观管理,避免滥权,这又是管与治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管理职权划分和协调合作性问题。经济的职能一方面是管,另一方面治,要做到管治合体的绩效,管体现监督,治体现发展。因而中央政府要将产业管理体系的机构直属中央垂直管理,地方政府则以发展经济行为的主动性为己任,尤其是民事民生产业转换到民营股份制,让人民得到实惠,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因此,国家环保总局体系直属中央政府垂直管理,能够强化两级政府管理的监督功效,对推动生产力发展起到历史性意义。
其四、“一查就关,一走就开”的现象,主要是用水的价格低,不重视水资源再生循环利用,症结是回用水无价、无法可依,使排污企业失去了治理自觉性。
其五、“守法成本高,违法的成本低”的问题。主要是自来水、污水、回用水的三源、三价、三业的结构调整不到位而引起的,关键是三水业同属于水,却没有合起来经营,三水价也没有合起来先统一征费,因为治、用的企业行为缺乏利益机制来保障,又缺少收费后的“返费制度”,因而无法建立起保证守法者利益最大化,和违法者被惩罚的产业制度。
其六、“越投越赔,越治越乱”是国情,因为防治的源头——用水、节水、排水都是民生的产业经济行为,而现在的政策直接把投资放在污水处理厂这一块来用筹,而污水厂推向市场的形式是国资性质控股,大投入、大计划、大手笔使产业本身微薄的经营之利与民为、民生之利失调,经营之利同自己无关,那么企业为与不为对自己又有什么差别?所以,民生产业要民营,取决于“民营制”代替半公半私的控股行为。为此,这是水污染防治法政革成功的关键,即是否适应民生、民为的经济性质。一旦性质变了行为也随着改变,自来水、污水、回用水三水业才有望实现历史性转变。
其七,集约化政策统一承建污水处理厂,是脱离实际盲目建设。还是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说话,“十五”期间国家单治理水污染就投入了2700亿,水污染反而攀上了历史最高峰。我国贫富落差大,地形地貌等各有独特性,再加上“一管式”雨污合流、城中村新旧面貌等实情,起码在近20年内城市发展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统一按集中处理的方式建城市污水处理厂,其对水污染的防治行为脱离地方经济基础和因地制宜的原则,而且与维护国家水资源为续之利、实施源头治用的模式格格不入,当防治方式失去了就近治用的条件,就是空谈。我们要问一问,投资污水项目是为了解决污染,还是为了套国债上“建得起,养不起”的样子工程?!
一来不具备截污的基础;二来长距离输送管网的投入是建厂投资的70%,经济基础不具备。而且现在管网的投入还在指望拨国债来解决,如果照此模式发展下去,该要走多少弯路?
诚然,己投下去的污水厂,随着城市化发展人口的增多,污水量随之加大,技改是出路,创新技术能在原有处理规模上扩大三倍的处理量,出水质还可直接回用。但是推向市场营运后,国资委占有一半以上的控股权,使本来可以通过技改能解决的问题,非要上改造扩建项目向国家要国债几千万、几个亿,这是浪费投资和资源的恶性循环现象,能这样吗?控股的意义何在?其负债由谁来承担?面对环境新的压力,其结果形成“旧债未还,又欠新债”的局面,形成“建得起,养不起”恶性循环的结果,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投资,究其根源是一个“公”字,花“公家”的钱是症结所在。为此,我国要建立起“实事求是技改,因地制宜施治”的源头防治体系,充分发挥民营、民治“三治三节”的源头治用模式,使环境、资源、经济同时发展。
为此,要扭转当前单纯为了环保“达标排放”的观念,重视资源和经济的发展。
何诸明总结说,事物的发展各有其本源的一面,水污染防治法修改的关键是以治与用为本源,构成根本法性的一面。水污染防治的政策、制度和法规的管理体系,要针对水资源循环系统、价格系统、经营系统,为三合产经定律,各项系统均涉及到自然、社会和人性的规律和法则。必须以三系统全面制定防治总体战略思路,做到治在源头、为始为终,可行性方案必须周密细致。构建国家和人民的盈利模式,从源头杜绝污染源之根而立治施法。
(中国水网)
编辑:全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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